许多观察人士对中国制造商不得不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感到欣慰，并乐于看到工人工资的提高。其他人则将大型跨国公司向工人做出的这一重大让步视为一个不错的新闻故事。然而，批评人士认为该协议只不过是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一次保全面子的举措。
所有这些观点都未能理解这一协议更为广泛的重要性。我们正在见证中国工业战略的重大转变。要明白原因所在，人们有必要回忆去年8月富士康关于未来3年在组装工厂中部署100万台工业机器人的意义更为重大的声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使用的工业机器人总数接近110万台)。
富士康完全有理由实施机器人战略。用资本代替劳工可以解决该公司的一个最大问题——工人高强度地从事着枯燥的重复性工作。
但是鉴于这些机器人将会取代普通的中国工人，中国政府为何会同意该战略?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政府会参与任何此类工业战略的构思，尤其是富士康是台资企业。
答案在于中国的人口发展路径，它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未得到正确认识的挑战。
中国经济规划者明白，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量很快就会达到峰值。由于中国长期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这个问题)，年轻女性人口的就业高峰期已经结束——到目前为止，她们一直是中国沿海省份流水线作业的主力军。
中国领导层及民众都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人口可能会未富先老。但人口法则几乎无法改变。不过，可以改变的是一个经济创造的收入水平及其整体增长路径。
中国政府正果断押注于这一点。它希望看到薪资水平增长，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国内消费，还因为这将意味着中国企业为全球市场生产更先进的产品。在iPhone或iPad的最终售价中，中国劳工成本估计仅占1%～3%。对这一极低比例进行大幅提升是中国的目标，也是其所有工业部门战略抱负的核心。经营大规模的组装工厂不再被视为确保中国经济未来的可行途径。为了实现目标，中国需要训练有素、待遇丰厚和干劲十足的工人。使用机器人从事繁重低级的工作符合这一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世界很少有人理解到中国的这一远大抱负。在我们对中国低薪资水平感到不安的同时，真正的挑战却完全在其他地方。中国决心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更多倚重资本密集型生产的方式来提高工资水平。西方却还没有开始认识到中国迅速实施自动化的影响。
当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始生产越来越先进的产品时，发达国家会受到什么影响，近十年前在学术界曾有过争论，参与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但他们当时预计这种情形几十年内不会变成现实。
西方必须结束对自身创造人力资本能力的自满情绪。西方迫切需要吸引人才、加强中小学和大学教育以及企业职业培训的措施。对欧洲而言，这需要制定新政策，以吸引技术娴熟的移民和重振大学教育。富士康的装配线上每增加一台机器人，我们就越迫切需要对此做出回应。
